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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诈骗案引发的货物运输合同纠纷

   分类:合同纠纷   标签:


                  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  裴敏

案情简介:

广东是全国许多品牌手机的集散地。身处广州的某物流公司惠众物流,一项主要的物流服务业务就是承运从深穗地区发往全国的手机货物。随着网络电子商务的发达,一些手机销售商也利用互联网获取一些求货信息销售货物。然网络销售的问题于买卖双方的不信任,买方不愿意预付款,卖方不愿意先发货后收款,而前些年的物流商代收货款业务,因有物流商卷走货款,也已没有市场。一项新的依附于物流商的支付收取货款方式产生了,这种方式叫“物控”。

托运人与物流方确认的“物控”含义是货物控制,即发货人收到货款,指示物流方放货。快递业的发展,带动了物流服务的精细化,物流门对门服务也是常态,因而对于物流方而言,物控仅是送货时多了一道让收货方验货并等待托运人放货指示的流程而已,并没有增加什么成本,因而对物控服务均没有附加收费。下面这个案例就是因此引发的一个货物运输合同纠纷。

以下是《羊城晚报》20131217日报道。

骗子装买方下单再充卖方收货款 90iPhone被骗走

不见面的交易要小心 羊城晚报记者 王磊 摄

羊城晚报讯 记者报道:90台iPhone 4S手机从广州天河岗顶百脑汇电脑城被骗走!知情人士透露:目前类似骗局还在北上广深等地上演,仅广州天河岗顶电脑城一带,去年以来被骗手机至少在1000台以上。

广州市荔湾区法院近日开庭审理了一起手机销售商控告物流公司的案件,尽管法院没有当庭宣判,但该案从一个侧面揭开了类似骗局的真相,业内人士提醒此事应该引起从事手机或平板电脑贸易者以及相关物流人士的警惕。

案件

骗子冒充广州卖方收钱

北京买家强行控货止损

通过对庭审现场及多方当事人的采访,羊城晚报记者初步还原该骗局大体流程:

去年7月初,骗子王某(日前已被北京警方抓获)首先通过网络QQ聊天在北京找到iPhone手机的买家周某,在与周某谈定销售价格(稍低于市场价以诱惑成交)之后,再主动以略高于市场的购买价格联系到广州岗顶百脑汇iPhone手机经销商L某(同样是网络QQ联系),并在随后的电话联系中冒充自己就是要货的北京周某,购买90台iPhone 4S手机,总价为41.1万元。双方在网络与电话中谈妥交易之后,L某委托广州某物流公司罗某发货,要求采用“物控”方式——即由物流公司控制货物,等L某确认收到钱之后才电话通知物流公司可以将货物交付给买方。

7月17日在北京某地交货现场,买方周某现场验货之后,即同意划账——由于周某一直实际上与骗子王某联系,其实际付款对象就是骗子王某。周某付账之后,物流公司罗某即与广州卖方L某联系,虽然卖方L某在电话中一再表明未收到货款,但罗某在北京现场的物流人员已经失去了对货物90台iPhone的控制——因为买方周某认为自己已经付了款,所以在发现骗子王某收到钱即关机之后,马上强行控制货物止损并主动报警。

据介绍,北京警方在不久抓获骗子王某之后,发现货款已被王某挥霍。为了减少损失,广州百脑汇iPhone经销商L某近日即以“物流失控”为由,在广州荔湾区将罗某的物流公司告上法庭,要求赔偿全部损失41.1万元。

关键

骗子利用物控漏洞设局

北上广深等地接连中招

据当事人广州卖方L某及物流公司罗某等人介绍,去年下半年以来,北京、广州、上海、深圳以及郑州、济南等地的电脑城先后都出现了类似的骗局,由于骗子失踪或最终抓获之后赃款却无法追回,导致各地卖方与承运的物流公司都不得不走上司法途径。

另据在郑州经营太阳星物流公司的李先生在电话中证实,就在上个月底,有深圳手机卖家也是采用“物控”方式,发货20多台iPhone 4S 手机到郑州,也遇到同样的骗局,货款被骗子骗走了,而20多台手机则被郑州当地的买方强行控制。深圳卖方近日以“物流失控”为由,要求郑州太阳星物流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

作为广州百脑汇的iPhone手机经销商,L先生是荔湾区法庭的原告,他认为自己与物流公司罗先生签订的是“物控”交易方式,也就是说“要见钱才给货”,结果交易过程中自己没有收到钱,物流公司在没有接到自己本人的电话授意下,就失去了对自己货物的控制,物流公司理应承担“物流失控”的责任。

律师

简单物控方式不保险

双方应签订正规合同

对此,物流从业人士大声叫冤:手机卖方遭遇到了骗子买家,凭什么让物流公司买单?确认辨别买家的真实身份以防止诈骗应该是卖家的责任,而不是物流公司一个简单的“物控”可以控制的。

广州某物流公司罗某认为:骗子充分利用了电商时代买卖双方不见面无法确认真实身份的漏洞,骗局设计的关键是发货的卖家与收款的骗子不是同一个人,而买家则总是在验货之后付钱,他与真实的卖家往往实际上并无确切联系,而正常的“物控”交易应该是建立在真实合法的买卖基础上的。

郑州太阳星物流的李先生则提醒:手机经销商要避免上当受骗,陌生电话与网聊等不要全信,真实交易过程中更要主动查看对方的营业执照,至少发货人要与收款人的账号与姓名要保持一致,或者在发货单上直接附上卖方收款人账号,以确保买方在付钱时能直接付给卖方。

广东经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裴敏认为,在这种案值高、体积小的手机或平板电脑的物流承运案件中,物流方几乎无法在交货现场对货物实施完全控制(90台iPhone包装起来就是一个纸箱大小,极容易被买方强行控制),要防范诈骗案的发生,只能由销售商在确认买卖关系上提高警惕。她建议,数额较大的交易还是应该走正规的交易渠道,签订合同、收取定金、运输、支付尾款,至少应该知道交易双方的真实身份,如果仅仅依据物流公司一个简单的“物控”,这就可能给犯罪嫌疑人提供一个诈骗的机会。

金羊网:http://news.ycwb.com/2013-12/17/content_5664525.htm

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裴敏律师担任上述报道中L某起诉物流公司案例中物流方诉讼代理人。案件经三次开庭,法庭并依被告申请向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调取相关诈骗案一、二审刑事判决书,查清了案件全部事实。相关案件事实与上述报道一致。201412日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认定:“双方约定‘物控’的交货方式,虽然在验货交货过程中,发生了收货人的同行人员将货物运走的情况,但该情况是发生在物流方与原告L某联系确认货款到账时,此时收货人仍与送货人在一起。本院认为,承运人在货物运输合同中所负的货物保管义务仅属于合同附随义务,其责任范围、大小均有别于特定保管合同项下的保管义务。本案中,承运人在货到目的地后已妥善保管,在货物被运走后,也扣留住收货人并及时报警处理,因此,本院认为承运人不存在故意、重大过失,无需对原告的主张承担责任。而且,根据法院生效的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造成本案原告损失的直接原因,是王小军的犯罪行为,并判决继续追缴被告人王小军的违法所得人民币41.1万元,返还被害人L某,原告的损失一经通过刑事判决得到救济。判决如下:驳回原告L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L某不服提起上诉,后又在规定期限内未缴纳二审案件受理费,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L某撤诉。

本案一审历经三次开庭,代理律师亦向法庭递交三份代理意见,成功扭转不利局面,使合议庭从刚开始的简单认为承运人责任的无限性转为认可承运人对刑事犯罪的发生没有责任也不可能阻止,对挽回原告的损失也尽了力,无需再承担赔偿责任。

以下是裴敏律师代理意见的整理。

一、申请调取王小军诈骗案判决书的事实和理由。

1、本案有除原告(L某)、被告(惠众公司)及其他承运人之外的第三人出现:王小军。王小军因在原告与周某的买卖关系中诈骗被追究刑事责任。虽然,案件详情还未知,但正常只有两种情况:原告作为卖方被骗;周某作为买方被骗。但这个事实是必须搞清楚的。因为王小军不是运输合同当事人,也不是原告主张的买卖关系的当事人,他为什么出现在案件中?原告以违约起诉被告,而原被告的运输合同约定里没有防止案外人王小军诈骗的约定,被告或是北京华西公司(北京送货物流方)不可能以侵权向王小军主张赔偿,被告和北京华西公司也不可能有义务或者能够阻止王小军诈骗,而且货款并非在被告手中被骗,被告没有任何理由向骗子追偿赔款。

“物控”的含义是通过物流公司在送货环节对收货人(买方)验货、付款的管控,使法律关系上负有付款义务的买方付款,进而卖方实现合同目的。通常意义上,买方付了款,就视同卖方收了款,物控的作用就完成了。因而,本案只有在周某被诈骗,视为周某没有付款的情况下,原告才可以以违约起诉被告。

2、依据北京华西公司证词,周某是在听L某说没有收到货款情况下强行拉走货物的,北京华西公司当即报了案,与周某一起到了公安机关处理。公安机关最后认为周某付了款,双方是经济纠纷未予处理。后L某再次报案,公安机关抓获了诈骗的王小军。按照约定,收货人有权先验货再付款,周某付款后抢走货物,若其无权提取货物,公安机关应按抢劫或诈骗立案处理。若被骗的是周某,视为周某没有付款,周某有诈骗原告嫌疑,公安机关没有理由不处理,所以,公安机关应是认定了周某的付款效力。而诈骗犯是与运输合同无关的王小军,被告及北京华西公司没有任何可以阻止王小军犯罪的可能,且本案只要周某向王小军付了款,王小军的诈骗就成功了,区别只在于是周某受损失还是原告受损失。对于被告不可能阻止的犯罪行为导致的损失,要求被告承担责任,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

所以,王小军诈骗案相关事实对本案被告责任的认定有决定性作用,王小军诈骗案相关(2013)丰刑初字第00807号刑事判决书及该案证据资料必须调取。

(荔湾区人民法院第一次庭审后向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调取了王小军诈骗案一审刑事判决书和二审刑事裁定书。)

二、被告惠众公司不应承担原告被诈骗的货款损失。

1、综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3)丰刑初字第807号刑事判决书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3)二中刑终字第1280号刑事裁定书查明的事实,本案所涉买卖交易,并非简单地在原告L某和周某之间发生,实际涉及两个买卖关系:L某以为货物是卖给周某的,实际上与他联系交易的是意图诈骗的王小军;周某以为与他交易的是赵明,实际上也是王小军。L某与周某唯一的连结是物流公司的运输单据。
    2、在L某、周某、王小军三方的交易里,L某以为有权向周某收取货款,而周某约定的货款却是向王小军支付,因而即使送货的物流公司报案,依然因为周某已支付约定货款而无须交回货物;L某其后报案,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既未认定周某诈骗,也未认定周某有义务向L某付款,而是认定L某是王小军诈骗案的受害人,其仅有权要求王小军赔付货款。相关的刑事判决、裁定也判决继续追缴王小军违法所得人民币41.1万元,返还受害人L某。从相关刑事案件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从周某验货后完成支付货款止,王小军的诈骗犯罪行为就已完成既遂了,区别的仅是受损失的是L某还是周某!
    本案运输合同体现的买卖关系只有L某和周某,但事实上的买卖关系其实是L某卖给王小军,王小军转卖给周某,不论L某怎么自以为是与周某的买卖关系,加入了王小军后,周某的付款责任就是针对王小军的,与L某是否收到货款无关。周某付款后,他作为收货人的权利就完全具备了,其有权要求物流方放货,不放,他就有权报警,甚至有权做一些自力救助行为,如找个借口强行拉走货物。
    3、就整个物控服务内容,可以看出,物流公司的物控服务流程:与托运人约定物控;货到后通知收货人提货或送货上门;核实收货人身份并由收货人验货;向收货人收取送货费并让收货人签字确认;待收货人付款后与发货方确认放货。由此可以看出:这期间物流公司能够掌控的环节就是验货、放货,且这是正常的情况下,也就是一般商业流程,即收货人与托运人是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若还牵涉到第三方,而第三方又是过错方,托运人和收货人均无过错的情况下,就不是物流方能够控制的了。
    犯罪嫌疑人诈骗既遂后,托运人有权利不放货,收货人有权利要求放货,货到付款后,收货人的权利并不亚于托运人;另外,物流方是提供运输服务的,附加的物控服务并不是受托收款或为托运人应收货款做担保,仅是一种依指示放货,而当这种正常流程被犯罪分子打断,且犯罪分子的犯罪对象并非物流方,即货物安全没有出现问题的情况下,物流方尽到了及时报警,找到收货人的义务就行,至于司法机关对此如何处理,与物流方的责任无关,因为犯罪行为的发生与既遂,与物流方的物控没有任何可归责于物流方的关联。
    4、原告的损失因第三人犯罪行为而发生,而该犯罪行为与被告的运输责任和物控责任没有关联性,也就是被告没有责任、义务,也不可能阻止犯罪行为的发生,不论最终这个损失是谁的,涉及他人犯罪时,各方都仅能求助公权力解决。如果这些被告承诺物控服务的货物是被犯罪分子抢了,或者不存在第三方犯罪而是被没有支付货款的收货人抢了,作为合同责任或安全保障责任,被告可以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承担后被告可以向犯罪分子或货单上指定的收货人追偿,但在司法认定周某强行拿走货物无需承担责任的情况下,被告不能向周某追偿,也与诈骗的第三人没有任何可关联利益或责任,不能要求被告基于代垫犯罪所得来追偿,所以原告不能要求被告承担责任。

   综上,原被告约定的物控服务,仅是常规性的,附属性的,不影响所订立的合同本质属性依然是运输合同。而运输合同承运人的义务是安全运输责任,本案被告并没有违反合同义务。在生效司法判决已对涉案交易三方责任作出认定的情况下,对于涉及被告的物控约定,对于原告有可能遭遇诈骗的风险这种不可控因素,原告既没有告知,也没有合理的提示,将被告视为公权力般的依赖显然是被告不能承受的,压给被告如此重的责任也是不公平的。若原告之诉请得到支持,面对一个已既遂的犯罪后果,要求被告与非犯罪嫌疑人的但可能遭致40万巨大损失的收货人做被告力所不能及的暴力对抗并有实效,是不公平的。

三、关于原告应先另行起诉周某的事实和理由。

本案第次开庭,在法庭依被告申请向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调取了王小军诈骗案的相关刑事判决书和刑事裁定书,在双方对刑事判决查明的案件事实没有异议的情况下,原告依然无视案件所涉买卖关系存在第三方的事实,坚持认为收货人周某有义务付款给原告,周某作为原被告约定的物控对象,货被周某提走了,被告应向原告承担违约责任。那么,被告认为法院应当驳回原告起诉,待其向周某起诉买卖合同损失处理后,再起诉被告。理由如下:
    1、本案是运输合同纠纷,原告主张的损失非属于运输合同之货物毁损、灭失造成的损失,不属于运输直接损失,不能依据合同法关于承运人的赔偿责任确定被告的赔偿责任;
    2、原告损失的最终责任承担者是买方周某,周某承担责任的依据是另一买卖合同关系,被告非买卖合同的当事方,无法确定其买卖关系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甚至损失的确定。
    3、被告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还是不真正连带责任,均是一种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但基于原告买卖合同的损失非属于有法定赔偿标准的侵权损失,而是合同违约损失,被告若承担责任,也有权向买卖合同违约方追偿,但在本案涉及第三方犯罪的情况下,违约的周某的责任并不确定,而周某才是本案原被告约定的物控对象,周某付款与否,以及应否向原告付款,是本案被告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赔偿责任的基础关系,基础关系的违约责任不确定,无法确定被告是否要承担责任以及承担责任的方式。
    4、刑事判决书和裁定书均查证王小军诈骗犯罪的相关细节,可以看出原告与周某从未有一个直接的买卖关系和支付货款约定,而原告坚持认为周某有义务向原告直接支付货款,进而主张被告物控有过失,那就让原告先去起诉周某,确定原告有权向周某索取货款吧。

【办案小结】
    关于物控,被告实际提供的就是一个给予相互不信任的买卖双方一个到达验货后付款再交货的流程服务,但原告把物流方的物控服务当支付宝用了,以为只要验货完成,一定有物流公司作为支付宝担保能收到货款,但物控与支付宝是不一样的。支付宝是买方买方支付宝账户里存有不少有交易金额的款项,该款项先被支付宝冻结,待符合支付条件后由支付宝扣收转付卖方,而物流方的物控不可能有此种功能,物流方也不可能担保你收到多少货款,物流方连买卖双方约定的货款金额都不知道。
    在正常的交易关系下,买方是否支付货款,买方不会撒谎,即使撒谎,卖方不确认,物流方不放货,被查验过真实身份的买方也不敢胡来,一般就作罢,不要货或老实去付款。但若买方付了款,卖方不确认(不论是卖方撒谎还是如本案存在诈骗第三方),导致的后果就是买方强要或报警。承运人的安全运输责任是有限的,承运人不可能对自己无法掌控的危险因素承担间接的赔偿责任。对于买卖双方来说,完善交易流程是关键。

 

 


新型诈骗案引发的货物运输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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